住建部部长发文了！县城的春天要来了吗？

11月18日，住建部官网发布了一篇题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文章，作者是住建部部长王蒙徽。

这篇文章涉及到了城市更新的方方面面，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以及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等诸多民生问题。其中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

推进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在很多人眼里，绝大多数县城都是没有未来的。王部长的观点，却反其道而行之。

01

小县城的进与退

前几年拼多多上市，带火了一个概念——小镇青年。

所谓小镇青年，指的是那些出生在三四线及以下的县城、乡镇，在老家生活、工作，或者前往大城市及省会周边城市打拼的青年。

与小镇青年密切相关的，是消费降级和市场下沉。

在这里，就不得不牵扯出我国的一个非常重要、却一直被忽视的行政单位——县城，截至2020年7月，中国大陆共计1312个县，117个自治县。

若是再加上市辖区、县级市等行政单位，我国共有2844个县级区划。

县城的规模非常庞大，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不甚乐观的经济状况。电商打败了传统门店，作为衔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螺丝钉，曾经有媒体如此概述中国县城的现状，一类是在政府吃饭，一类是靠政府吃饭。

多数县城的人口，都处于流失状态。

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3000个县人口流动数据透露的秘密》中提到：“3000个县人口流动，从三七分化走向二八分化。分地区来看，东北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70.1%增至93.7%，中西部地区从68.1%增至74.2%，东部地区从58.6%增至70.6%。”

具体到城市圈来看，大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明显。即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流动趋势依旧是向大都市圈内中心区域集聚。

数据显示，除广佛肇、厦漳泉、京津外，多数大都市圈内的县（县级市）人口都处于整体净流出。2011年至2016年全国地级市辖区以外的县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为0.25%，远低于同期全国总体平均水平0.51%。

在这种态势下，我们也不难理解大众对县城发展所抱有的悲观态度。

再加上近些年房价大涨，县城的房价也跟着节节攀升——房价高，经济差，生活的压力让不少人觉得县城没有未来。

但你若是以为县城的房子就没人要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02

农业人口的去与留

这几年，在网上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对于农村户口的人而言，在农村建房好，还是在县城买房好？”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但内容大体一致：如果是完全自住，农村自建房好；倘若是要考虑到孩子读书、自己工作，以及医疗、交通等问题，还是在县城买房比较好。

面对婚姻大事，买房也是“必经之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枢纽，县城在这个时候，就变得无比耀眼——房价相对较低，且拥有一定的教育、医疗资源，还能享受一部分交通所带来的红利，因此成了很多农民进城“上楼”的首选。

前段时间，“城镇户籍子女可以继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随后，自然资源部经商住房城乡建设部、民政部、国家保密局、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国家税务总局等7部委给出了答复：

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而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一文中，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上，除却常规的产业发展，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还提到了核心的一点：“更好吸纳农业转移人口。”

无论是哪一条，其实落点都很相似，推动农业人口转移。而这，或与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有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0005亿人，其中城镇常驻人口为8.484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

而城镇化率增速放缓，也是不争的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曾表示：“单纯从城镇人口比重来看，城镇化规模仍在提高。但是通过现在的城市化贡献因素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可持续性正逐渐乏力。”

如何继续释放人口红利，也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有不少专家学者都针对农民进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蔡昉认为，常年外出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常常被统计为常住城镇人口，却没有获得城镇户口，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形成一个缺口。

因此，改变他们的处境，或许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而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在发生转变。

随着中西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开启，劳动力正在回流。在这个过程中，中小城市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对于县城的发展方向，其实很明了：

“实施强县工程，大力推进县城提质增效，加强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县城人居环境，提高县城承载能力，更好吸纳农业转移人口。”

前面的诸多建设，都是为了最后的“吸纳人口”而服务。

而吸纳人口，是为了继续推动经济。

03

结语

在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逆城镇化”是在同步进行的。

县城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转站”，却常常因为难以定位，显得处境尴尬。然而，这两年它又通过“小镇青年”这一庞大的群体，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让市场意识到了“下沉”的重要性。

我们或许不能断言县城的前景光明，但着实没有必要太过悲观。

毕竟，总有人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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